掃晴閒工夫

她讚：《台北人》有早慧的冷靜 每次讀都有新感受

他嘆：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》 延續文學的一線香火

白先勇（右）與齊邦媛總有說不完的話。那一夜暢談，很鬧，也很樂。記者張天雄／攝影

作家白先勇說只要和齊先生（台大外文系名譽教授齊邦媛）一見面，兩人總是嘀嘀咕咕說個沒完。兩位文學界的大老，說不完文學的相知惜，對時代的感喟議論，還有那代人走過戰亂而今回首望去的感懷。

白先勇進行多年的《白崇禧傳》、齊邦媛近年專注書寫的回憶錄，都投注了對父親及家國大愛。當這對文壇知交聚首，說歷史、談文學、講傳承，教人看見那代知識分子關心的、行動的，是比自己更大更重要的事。

問：白先勇一九六○年與台大同學歐陽子等人創辦《現代文學》雜誌，齊邦媛當時怎麼看這批年輕人？

齊邦媛（以下簡稱齊）：寫作是熱忱，熱忱是一個整體氛圍的問題。他們當年辦《現代文學》，我和殷張蘭熙做筆會英文季刊譯介台灣文學作品，都有好大的熱忱；這個熱忱在現在的台灣比較少了。

我一九七○年回到台大教書，（白先勇：我一九六三年到美國。）我跟先勇第一次見面，已經是一九七二年。一九七二年很有意思，筆會英文季刊開始，我編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》、《書評書目》創刊、林文月翻譯《源氏物語》都在那年。

白先勇（以下簡稱白）：那是黃金歲月，我們都好年輕。那時候，文學對我們來說是大寫的，是一種尊敬跟虔誠。這個態度我到今天都沒改。

齊：我最近把你一九七一年初版的《台北人》又看一遍，真的不一樣。五十歲、六十歲、八十歲時看，都不一樣。

白：我也在做功課，這兩天都在看你編的《最後的黃埔》。

齊：這本書也是我多年心願。我覺得《台北人》從各種角度寫他當年所了解的各種初來台北時剪不斷、理還亂的人性，有超越了他年齡的冷靜。

先勇，其實你在那麼年輕就已經說了很多清楚的話。我發現《孽子》寫眷村寫得非常之好，你講講你一個將軍之子怎麼寫出勤務兵那樣的題材？

白：（笑）從我父親的副官，故事聽得多了。《孽子》是《台北人》的延續，我寫的大部分是被大歷史篩選了到台灣來的這群人，他們的命運完全不能掌握。他們各種很特殊的心態，我可以理解。

齊姊，我寫的時候，完全沒任何象徵寓意，現在回頭看，怪了，好像在講台灣的命運一樣：最底層的台灣人的悲情、外省人的悲哀，結合起來的一本小說。

白先勇廿多歲就寫出影響深遠的《台北人》。圖／白先勇提供

齊：這中間有些道理，你才廿多歲，為什麼寫得出來？你們知道為什麼嗎？因為《現代文學》催稿！

你命好，歐陽子（以評論白的小說聞名）跟你有同樣的思想高度，她看得懂，很快就能解釋故事裡沒有呈現的事，她把你說不了的話都說了。

《台北人》能被一般人接受很重要，對來台灣的這些外省人，《台北人》是個發言。先勇，你《台北人》出得是時候，到現在有卅年的好日子，而且有許多人研究，我相信會流傳。「流傳」很重要！

白：所以選本很要緊。如果沒有《昭明文選》、《唐詩三百首》，很多古典文學經典就很難流傳下來。齊先生，你曾編的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》也很重要。

齊先生對台灣文學的愛惜、呵護的心情，很少人有了。她看文學的開放性，一方面當然是她的人生觀、西洋文學理論的訓練，還有她對台灣文學的「不了情」！中國大陸文革導致空白斷層，台灣文學在當時浮起來，有如一線香火。

齊：會稱為《中國現代文學選集》，是因為當時的時空環境。國立編譯館推出英譯本，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發行，從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二年，是美國大學了解台灣文學的重要素材。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王德威與我主編的台灣文學系列廿本小說等，希望將來海外後代尋根時，是可以找到的記憶。

我們那時選的是台灣的文學作品，但現在的台灣文學研究圈子說書名寫的是中國，對岸那邊又說裡面講的是台灣文學；兩邊都不認，也許就在海上漂流吧。我的悲憤就更多了。

白：若干年以後，台灣、中國都無關宏旨了，只有文學作品留下來。《詩經》有鄭風、魯風、齊風，管它哪一國風，記得最美的詩就好了！當年那些國家打來打去，誰記得？

【聯合報╱本報記者王盛弘、賴素鈴】

告別時，前台大外文系教授齊邦媛與作家白先勇相擁，「今天晚上這麼鬧，這麼樂。」齊邦媛說；白先勇附和：「對！我暢所欲言。」風塵僕僕的他說：「我一直叨念著要來看你。」

夜色裡，大家依依不捨。白先勇自美返來，在北京忙完青春版牡丹亭第一百場演出，回到台灣一陣又要返美的緊湊行程中，探訪深居簡出的齊邦媛，好久不見的文壇知交，很難得能暢談五、六小時，欲罷不能。

許多話，只有彼此才解深意。他們有許多大歷史的共同記憶，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、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將軍，都為一九四六年東北四平街國共內戰之役失敗、而至丟了大陸而抱憾；兩人總記得，來台後，兩個老人在田埂上散步，手拄著杖歎息的身影。

家世有淵源，白先勇與齊邦媛的文學交集亦深。白先勇二○○三年獲頒國家文藝獎，當時的頒獎人就是齊邦媛。由台大退休的齊邦媛投身教育卅五年，翻譯、評論、 創作都成績斐然，曾任中華民國筆會英文專刊總編輯，長年英譯台灣作品，讓吳濁流、鄭清文、李喬、蕭麗紅、黃春明等名字進入國際文壇。

齊邦媛嚴肅看待文學，也堅強面對生命。眼看因氣切、無法言語且臥床四年的先生在紙上寫下：「不知外面世界了！」她充滿感慨，為自己預簽拒絕心肺復甦聲明，就放在獨居處天天埋首寫作的書桌上。白先勇見了，豁達地說：「啊，這我也簽了。」在兩人心中，唯有文學不死。

銀髮閃亮的齊邦媛總是這樣挺直腰桿。同社區的老人看她在餐廳看書，探頭一望：「哎喲，你看英文，你還看得見呀？」齊邦媛無奈：「我不喜歡人家用老來套在我身上。有的人不相信讀書的自助力量，很早進入『殘生』，能與他們談什麼？」

那些人並不知道，廿多年前，齊邦媛車禍受重傷，疼痛難熬的時候，她是用默誦英詩保持心智清醒。她對文學充滿熱愛，她教授濟慈的詩，〈秋頌〉寫到初秋還有些花在開，傻蜜蜂以為夏天永遠不會過去。她想，她就是那隻傻蜜蜂，以為幸福可以永在。

齊邦媛對文學的一往情深，白先勇很懂。白先勇年少天才迸發時，就寫下足以傳世的代表作《台北人》，以及《孽子》、《紐約客》，向內深掘幽微人性，向外呼應時代趨向，手筆宏大。齊邦媛一直是看得到他的文學價值的知音。

及至白先勇近年投入《白崇禧傳》書寫，回首耙梳父親走過的大時代，與齊邦媛關注的交集越深，越覺得許多憂國憂民的心情，只有對方才能暢所欲言。

談父親、說文學，兩人有憂心，也有笑聲朗朗。「我真的覺得，經歷了一生的思考，一生的想念，最後，就是過路吧，可是《台北人》會留下來。」齊邦媛催著白先勇：「趕快給我寫幾個字！」

於是，白先勇在《台北人》扉頁寫下：「與齊先生對談甚歡，值得紀念。」

【聯合報╱本報記者王盛弘、賴素鈴、梁玉芳】

九十三年底的文學獎頒獎典禮，齊邦媛頒獎並擁抱得獎的白先勇，兩人笑得開懷。本報資料照片／鍾豐榮攝影

問：兩位都有偉大的父親，對父親的記憶有什麼格外深刻的地方？

白：我們兩個人的父親，都把國共內戰東北失守，當成終生最大的遺憾。

齊：我父親（齊世英）從不掉淚。他八十七歲去世前三個月，每端起酒杯就掉淚，我說：「你一輩子存的淚太多，終有流的時候。」

父親留德回來，一直想救中國。抗戰時他動員東北抗日地下工作，晚年總自責幾十萬東北烈士遺族沒得到照顧，你父親一定對戰爭失敗也覺得遺憾，他是國防部長呀！

白：東北救到了，歷史就不一樣了。我父親喜怒不形於色，談到東北失敗，扼腕、頓足。

蔣介石自己都講，國共之戰最大的失策，是東北四平街這一仗，他片面下令停戰。

來台灣後，齊世英先生正在辦當時言論最自由的《時與潮》雜誌，他和我父親常在我家後面的田埂上散步；他們的心情，跟我們現在一定很像。那是他們一生中最大的深沈的感慨。

問：有偉大的父親，家人子女常是受苦的。齊邦媛小時候也跟著父親改名換姓？

齊：我小學讀了七個，常要搬家。我曾經姓徐、姓王，因為父親做東北抗日的地下工作，我們必須隱姓埋名，那是家人能相聚的方法。

白：我也念過六個小學，那時都在逃難。不逃的時候整天躲防空洞。

齊：挨轟炸還比逃難好！屋頂炸下來了，有一鍋飯還沒壞，我們還是把那鍋飯給吃了。

白：抗戰勝利那天，我在重慶（齊：我也在重慶呀），那個廣播員講著：「今天勝利啦！」自己哭起來了。

齊：我現在正在寫這些。很痛苦！國仇家恨一點兒不錯。我常是一邊寫一邊哭。

白：這麼大一場戰爭，應該要有一部完整的信史，好好留下歷史紀錄才對。

齊：肯做的人要有很大的悲憤才行。大陸上很少人寫，因為怕碰政治禁忌；我這個年齡還在寫，就是我不甘心這些事就這樣全湮沒了。

我有一次看報紙，大標題「抗日戰爭」開始了，我的眼睛雪亮，結果竟是賣防曬油！我很感慨，幾千萬人的生命，換來的不過是笑話！

【聯合報╱本報記者王盛弘、賴素鈴、梁玉芳】

一九八○年左右，齊邦媛（前排右二）與白先勇（後排右三）在林海音（左一）家中與文友合影，當時兩人都還年輕。圖／齊邦媛提供

問：白先勇這些年來積極推廣崑曲，也是因為想要發動文化的力量？

白：崑曲代表兩個力量，一是美，一是情。我希望年輕人一生中有一次機會，看到傳統文化的美，會產生一種肅然，一種覺醒，一種對美的、對我們文化的尊敬。

齊：概括來說是經過深思的美，不是只是形象、聲音的美。

白：是的、是的，它的美是從裡頭生出來的，也勾動了我們內心，要不然怎會在台北、北京、舊金山演，反應一樣那麼熱烈？那就是文化的力量，美與情到了極致，可以起死回生。那是有象徵意義的：整個把死去的心、浪漫情緒，喚回來！

齊先生提醒我，可能我辦《現代文學》、寫《台北人》，從〈遊園驚夢〉到〈牡丹亭〉是一貫的（齊：它就是立體文學。）把文字的美，轉化到舞台上。

其實中華民族文化很重要的成就是我們的抒情詩。這個大傳統，從詩經、楚辭、唐詩、宋詞、元曲到傳奇，在湯顯祖的牡丹亭是個高峰，用現代的舞台把它的美呈現出來。中國古典美學能復興，我們就不會失去了對自己美學的信心。

齊：我覺得你很哀悼lost innocence，lost splendor，失去的純真，失去的輝煌。

白：杜麗娘（牡丹亭女主角）說：「可知我一生兒愛好是天然。」這是我的癡心妄想，我不信做出汝窯、畫出宋朝山水，有不得了的瘦金體的民族，會讓精神文化長期衰微下去。我不相信！不信青春喚不回，哈哈。

齊：我現在所作的回憶錄，從一歲寫起，也是不信青春喚不回！

我不敢催自己，但希望一年之內能完成，因為已經想了六十年。好高興如今還能完成一些心願，誠懇覺得：啊，每天都是賺來的。

問：從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看來，精緻文化如何在我們的社會扎根？年輕人好像不太追求意義了？

白：我覺得是教育問題。歐洲對他們的藝術、音樂、文學都有基本素養。（齊：我看到美國學校初三就選讀莎士比亞的《馬克白》。）我呼籲了很久，應該有一本中華文明史。

齊：所以我認為教書是我最大的貢獻。我講書，會提醒他們人生的角度要廣，看事情要深。對若干有慧根的學生，還是可以很有影響。

白：現代年輕人可能各式各樣，很難說就是什麼樣。現代資訊多，藝術、文學、科學的才能都能出來，可是因為教育政策各講各話，無所適從，他們反而茫然，他們就寫「茫然」。

齊：生活好，有吃有喝，心情卻茫然，這個才是大問題。

台灣新一代作家，文字很好，聰明得不得了。但是題材不大，沒有真正著力的地方。流浪是詩意，但跑幾天就寫好幾篇，不過當流浪成為預作書寫的題目，流浪就失去意義。

白：我希望把崑曲納入課程中。柏克萊去年開崑曲課，邀請專家李林德教授去教課。香港大學已經成立了崑曲研究發展中心。台灣有優秀的創意和人才，可以做的是文化再造，讓文學、繪畫都有一股新氣象。

齊：如果這個對談在兩年後更好。兩年後人可能冷靜一點，可能高級一點，看寬一點。我這話你留著看吧！

白：總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，哈哈！

齊：我不想到美國住，也不會上大陸，這裡就是我最後的地方，就像你說的，我對台灣用情甚深呀！